早上八点半，一辆美军吉普车缓缓驶入横滨港口，停在了一处码头边。美国指挥舰“鲟鱼号”即将从这里启航返回美国。

吉普车车门打开，最先走出一位穿着高级西装，戴着圆框眼镜的亚裔男人。他站在车边，微微躬身，面朝车内，似乎在等着什么人。

果然，很快车内又走下一位瘦高个子、三十多岁的白人军官，陆军军服上银色烁树叶的肩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桑德斯中校，祝你一路顺风。”中年的亚裔男人摘下帽子，彬彬有礼地说着道别的话。

桑德斯中校正举目眺望着远处横滨市的景象。他想起8月30日黎明乘坐鲟鱼号指挥舰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时，也是站在这个码头眺望相同的风景。不过，那与其说是风景，不如说是一望无际的废墟更恰当一些。

战争末期，横滨作为日本六大城市之一，遭到了美军轰炸。除了码头南面一座未遭损毁的旅馆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目之所及几乎找不到完整的建筑物。倒塌的废墟在黎明的晦暗中，犹如中国泼墨画般的浓重墨团。墨团中闪烁着零星的红光，那是燃烧弹引燃木造民居后没有完全熄灭的余烬。

当然，过去了三个多月，余烬已经完全熄灭了。只是战后的重建还是一项极其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送行人的话语让桑德斯中校把视线落回到眼前。他按照美国的礼仪向对方伸出右手，诚恳地说道：

“内藤博士，感谢你这几个月的协助。没有你，我想我很难完成此次的任务。”

他这句话说得真诚，没有半分虚假的意味。作为一个完全不懂日语、此前也从未踏足日本的美国人，最初他接到上级任务时是惶惑不安的。

默里·桑德斯今年三十五岁。他在二十五岁时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其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细菌学讲师。1943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了马里兰州的军事基地迪特里克营。日本投降时，他隶属于陆军化学部，职位为生物学项目主任。

日本投降的第二天，他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加入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科学·技术顾问团，前往日本秘密调查日军生物武器的研究情况。

桑德斯跟其他在迪特里克营从事细菌学研究的医学专家一样，对日本细菌战部队的了解极其有限。他知道日本有一支专门的细菌战部队；他们表面上从事防疫给水业务；他们的首领是一个叫做石井四郎的军医。此外，桑德斯一无所知。

他在菲律宾马尼拉登上鲟鱼号指挥舰，并于8月30日清晨五点五十分抵达了日本。

那天，美国中校孤零零地站在码头上，迷茫地吹着咸湿的海风，不知道那个所谓的“接应者”何时会现身。在他的视野中，除了码头的工作人员，他再也找不到一个白人了——调查团的其他人早就走光了。

所以，当那位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内藤良一出现在他面前，并且露出一个友善的笑容时，桑德斯中校承认他暗暗松了一口气。

内藤告诉中校，他是盟军司令部安排给他的翻译。他非常谦虚地介绍自己早年曾在欧美做过访问学者。他说自己英文带着口音，但是翻译的工作多少还是能够胜任。

说实话，桑德斯中校对这位日本翻译颇有好感。他总是那么恭敬谦卑，有时候甚至表现得像一位仆人。

桑德斯认为，像内藤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有西方留学经历的日本知识分子，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友善。他接受这种好意，一是为了与工作搭档搞好关系（毕竟在这个陌生的东方国度，没有翻译的配合他几乎寸步难行）；二是不想伤害这些知识分子纤细敏感的内心。

在日本执行任务的三个月时间，桑德斯一直在观察着他所接触的日本人。与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同，普通的日本民众给他的感觉是礼貌、柔顺、温和的，他们对占领军的态度完全没有他想象中那么抵触——甚至可以说，在天皇宣布“终战”之后，他们一百八十度的反转，开始热情欢迎起占领军来。

尤其是像内藤良一这样的日本精英阶层，他们一旦配合起占领军来，几乎可以说是细致周到，温顺地像一只绵羊。那种彬彬有礼又谦卑的姿态，不免让桑德斯生出一丝同情心来。

他甚至开始猜测，9月2日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允许日本天皇不出席密苏里军舰上的日本投降仪式，也是出于麦帅对那位名义上的日本最高领导人的同情。

最初的一个月，桑德斯的调查很不顺利。他从上级那里拿到的日本细菌战相关人员的名单非常有限，可以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他最先约谈的对象是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宫川米次。桑德斯将约谈地点设置在意味深长的陆军军医学校。

然而，约谈的结果让他失望。通过内藤的翻译，宫川博士否认他与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的防疫研究室有合作关系。他表示在战时他潜心于淋巴结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没有涉及到任何细菌武器。

接着，桑德斯又接连约谈了名单上的其余人物，所得结果与宫川相差无几。他们几乎一致的口径，让桑德斯感觉自己的调查似乎被什么人操纵着，而他始终踯躅在核心问题的外围。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0月初。桑德斯收到一封匿名信，里面详细记述了1939年内藤良一造访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以及其后发生的技师绑架威胁案以及黄热病事件。

直到这个时候，桑德斯才惊觉自己一直信赖的日籍翻译内藤良一，不仅和宫川米次关系匪浅，竟然还是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核心成员！

他怒气冲冲地找到内藤，威胁他如果不说出实情，就将他交给战犯管理部门。这个威胁发生了作用，一天之后，内藤良一交出了一份长达十二页的交代材料。

桑德斯的调查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从此，他在内藤的协助下，终于开始揭开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神秘面纱。

11月底，他完成了自己的调查报告，递交给华盛顿。就他的调查来看，日本的攻击性细菌武器的开发还处在十分原始的阶段，他甚至觉得某些细节给他留下“非专业”的印象。而且，那些细菌武器的研究资料也早已在满洲撤退时销毁殆尽。

恰在此时，九州帝国大学人体实验的新闻在整个日本社会传得沸沸扬扬，桑德斯中校也向内藤良一讯问了他最在意的一个问题。

“731部队做过人体实验吗？”

“我发誓，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人体实验。”

桑德斯中校相信了内藤良一的誓言。他认为，自己在日本的任务是进行纯科学的调查。至于战犯的追责，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

现在，他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可以回美国过圣诞节了。为此，他感谢内藤诚实地配合了他的工作。

即将踏上归国旅程之际，中校感到遗憾的事情只有三点，一是731首脑石井四郎滞留在满洲，以致于他无法审问这位关键人物。二是他至始至终没有弄明白，到底是谁将内藤良一安排到他身边的。三是那封关键的匿名信，究竟是何人所寄。

“内藤博士，你始终都不愿意讲，到底是谁指示你来当我的翻译的？”临上船之前，桑德斯上校不甘心地又一次问道。

内藤抬了抬眼镜腿，圆形的镜片反射着白光。

“桑德斯中校，是盟军司令部指派鄙人来协助您的。”旧日本帝国军医的语气一如既往地谦恭。

没有得到答案的桑德斯中校最终还是踏上了舷梯。军舰驶离日本的第一天，他在船舱中猛烈咳嗽，以致于吐在手帕上的全是刺目的鲜血。

他病倒了，病因是来势汹汹的肺结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