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视过去，如何才能再生......不越过这个关隘，不清算这个现实，未来的光明就绝不可能照耀出正确的道路。

——日本《朝日新闻》

如今，那些罪犯被供奉到了靖国神社，教科书上也写战争不存在......不应该被遗忘，他警醒未来的人们，侵略行为应该被审判。

——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大法官 梅汝璈

清晨，我坐在曼哈顿下城的一间咖啡馆内，等待着《新闻周刊》纽约分社的竹下女士。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这是我的习惯。12月初的纽约下着大雪，窗外的行人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脚步匆匆地在雪中穿行。

室内暖气充足，我舒适地靠着椅背，观察着街道上的行人。我喜欢从人们的表情揣测他们的内心世界，想象着他们的职业，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

有些人的表情很好，让人一眼就觉得此人有故事。可惜今晨出门我没有带相机。我是一位自由摄影师，从十二岁拿起相机，我执着于拍摄人物差不多有五十年了。

去年我搬到了长岛乡下，偶尔进城。昨日接到竹下女士的邀约电话，我把见面地点定在了这间咖啡馆——年轻时住在城里，我最喜欢到这里消磨时光，像现在这样观察着窗外走过的陌生人。

我坐在过去的老位置，透过落地玻璃，原本可以望见高耸的世贸双子楼。然而现在，我的视线尽头是一片残破的虚空，那里什么都没有。距离911已经过去了三年，重建工作还未启动。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最初我拿着相机走在街头，拍摄着灾难中普通人的表情。震惊、愤怒、恐惧......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人类情感，在我按下快门的一瞬间，永远地凝固在胶片上。

这项工作并没有持续多久。被飞机撞击不到一个小时，南塔轰然倒塌，我差点被铺天盖地的建筑灰尘掩埋。当我重新睁开眼睛，在世界末日般的景象中意识到自己逃过一劫，我再也顾不上拍摄，狼狈地加入了逃离曼哈顿的人流。

那个时候，我的弟弟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格拉祖诺夫正在距离双子塔最近的一间医院上班。他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职业，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度过了逾三十年的外科医执业生涯。

我尝试着给弟弟打电话，最初是无法接通的状态。好不容易接通了，却是无人接听。我料想他一定在救人。事实的确如此，自第一架飞架撞上北塔，弟弟所在的医院即刻进入了紧急状态。在我拼命逃离曼哈顿的同时，医护人员正在全力救治着不断涌来的伤员。

纽约市所有的轨道交通都停止了。我步行了很久，最后搭上了一位好心人的车，辗转回到了母亲在新泽西的家。我和母亲一夜未眠，焦急地等待着。直到第二日凌晨四点钟，连续工作了三十三个小时的弟弟出现在门口，母亲唤着萨沙（亚历山大的昵称）颤颤巍巍地走上前，然后我们三人紧紧相拥，抱头痛哭。

这是我有记忆以来，我们母子三人第二次抱在一起任凭泪水流淌。第一次是1953年的冬天，父亲的死讯传来。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很多朋友并不知道，我和萨沙其实是在莫斯科出生。母亲杰西卡和父亲安德烈的爱情，毫不夸张地说，是一段战时传奇。尤其是我的母亲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父亲却是一位移民美国后又回到故乡的苏联军医。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46年的夏天，就在父亲出事当天，一个男人突然来到家里。二战期间，父亲曾救过那人的命。他将我们秘密送出了莫斯科。后来，我们又在他的帮助下，经由东欧辗转回到母亲的祖国。

整整七年，我们不知道父亲的任何消息。斯大林去世那一年，父亲的朋友不知用什么办法送来了一封信，信件详细叙述了父亲遇害的经过。战后，苏联元帅朱可夫由于卫国战争中过于卓著的功勋，受到最高领袖的猜忌。1946年6月9日，斯大林下令将朱可夫免职。父亲因与元帅交好遭到牵连。

6月底，正在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父亲接到立刻回国的命令。尽管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父亲仍返回了莫斯科。飞机刚一落地，父亲即遭到逮捕。

关于父亲的罪名无法一一细说，大抵与父亲的家庭出身与母亲的身份脱不了关系。政敌们攻击父亲是美国间谍，诬陷父亲出卖苏联情报。几年的牢狱之灾后，父亲于1950的秋天以叛国罪遭到枪决。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生活在抑郁中。如果不是母亲的两位亲密女友，我想母亲很难走出失去父亲的阴影。

1957年，那位朋友又传来消息，告知父亲的冤案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得以平反。那时正是美苏冷战正酣的年代，即使父亲洗刷了冤屈，我们也无法前往父亲的埋葬之地为其祭扫。苏联解体的第二年，我和萨沙终于回到了出生地，陪伴着母亲在父亲的墓碑前献上了一束鲜花。

那一天，父亲的很多朋友都去了。他们都是战争期间被父亲救过的伤员。他们与母亲一一拥抱，诉说着对父亲的感谢。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真正理解了尤莉斯阿姨对父亲的评价。尤莉斯阿姨对人的评价向来客观中肯。她说父亲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也是一位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这无关于国籍或者意识形态。

说到尤莉斯阿姨，她是母亲在纽约的两位密友之一，同时也是一位知名记者兼女性专栏撰稿人。

二战结束至五十年代初期，就职于合众通讯社的尤莉斯阿姨写了很多左翼的政治报道。1952年，她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揭露美军对中国援朝志愿军实施细菌战的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美国政坛正盛行麦卡锡主义，尤莉斯阿姨因为那篇报道差点坐牢。

在新闻界友人的帮助下，尤莉斯阿姨免遭起诉，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她被调离岗位，再也无法从事政治报道。好在尤莉斯阿姨没有心灰意冷，她转而调转笔头，开始为职业女性发声。

战争期间，大量男性踏上战场，政府提倡女性走出家门，从事原本是男性从事的职业。随着经济独立，战后女性的地位有所上升。与此同时，争取男女平权仍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作。

我走上职业摄影道路，也是因为尤莉斯阿姨的鼓励和影响。二十岁，我初出茅庐，拿着摄影作品处处碰壁。最艰难的时候，尤莉斯阿姨向我伸出了援手——她介绍了一家愿意刊载我作品的报社。她说，社会也许对女摄影师存在偏见，但摄影作品本身没有性别之分。

如果没有尤莉斯阿姨，我的职业生涯不会取得后面的那些成功。三十岁，我在业界打响名声，开始在世界各地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

1990年冬天，我受邀在波兰华沙举办个展。那次展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我终于见到了母亲和她的密友们常常提到的伊蕾娜·华尔兹（婚前姓氏伊蕾娜·巴切维茨）。

那是一位身形高挑的老太太。我见到她时，她已经过了六十八岁的生日。因为眼疾，老人视力下降得厉害，杵着一根木制的拐棍。即便如此，依旧能从她的五官看出年轻时的美丽。

我在伊蕾娜的家里见到了她少女时代的照片，金发蓝眼，即使是最受欢迎的好莱坞女星也会被她比下去。伊蕾娜的外貌完全继承了其父西斯拉夫人的特征。如果不是她亲口告诉我，恐怕没人能看出她有着犹太人的血统。

伊蕾娜的外祖母是犹太人。尽管伊蕾娜的外貌没有明显的犹太特征，但按照当时的纳粹法律，拥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同样视作犹太人。战争年代，德国党卫军为了将犹太人赶尽杀绝，不厌其烦地调查辖区内每位居民的族谱。

如果伊蕾娜没有逃离祖国，等待她的命运很可能是被送往集中营。

波兰的个展结束后，伊蕾娜带我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我拍摄了职业生涯中最满意的作品——后来取名为《地狱之门前的朱斯提提亚》

白发苍苍的老人是照片上唯一的人物。她没有正对镜头，杵着拐棍侧身站在铁轨旁的杂草中。照片背景是集中营的入口，铁轨穿过厚重的铁门。我记得那天是阴天，天空灰蒙蒙的。巧的是，她停在那里的时候，正好从厚厚的云层中透出一束光，斜斜打在她的面部。

她的侧颜有一大半沐浴在光明中，对着铁轨的来处。另外小半张脸，对着奥斯维辛的铁门，隐没在我的照片拍摄不到的阴影里。

按下快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难以名状的悲伤和感动中。伊蕾娜拉过我的手，转而整个人面对奥斯维辛，接着我听到她的喃喃低语。

“薇拉，你了解你的父亲么？你知道他在东京究竟经历了什么吗？”

我摇头。父亲去世时，我年纪尚小。后来又怕母亲伤心，我从不在母亲面前提到父亲。对于父亲在东京的经历，我只知道他曾参与过远东国际军事审判。

我原本以为伊蕾娜接下来会告诉我父亲的事。我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待着她再次开口。

然而，她没有再提父亲。她注视着奥斯维辛的入口，湖蓝色的眸子有着岁月和疾病无法消磨的光，仿佛月光倒映在湖面上。

“在这里，也有医生对集中营里的人们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战后，纽伦堡法庭对纳粹医生进行了审判。同时，法庭制定了医学人体实验的基本原则，作为国际上进行人体实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著名的《纽伦堡法典》”

说完这句话，她转过头来注视着我，寒风送来她的耳语。

“不要忘记这里，不要忘记全人类的悲剧。”

我紧紧回握住了老人的手。

那个时刻，我想起另一个人也曾在我的耳边，说过类似的话。

自从踏上职业摄影的道路，我去过很多国家，拍摄过世界各地的很多人。1964年东京奥运会，我带着相机首次踏上日本国土。那时我还非常年轻，为了赚生活费接了拍摄运动员的活儿。

因为父亲也曾在东京工作过，趁着这次机会，拍摄工作结束后我索性在日本停留了半年，游览了不少地方。

说来也巧，母亲发电报给我，告知玛丽阿姨也在东京。我兴高采烈地带着母亲的电报，找到了玛丽阿姨入住的酒店。

前面我好像提到过，我的母亲在纽约有两位女性密友，一位是尤莉斯阿姨，另一位便是这位玛丽阿姨了。

玛丽阿姨是我认识的人里，最聪明的一个。她是中国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她经常穿中式旗袍，知性优雅，举手投足有着神秘又迷人的东方气质。我听说她的学生们很为她着迷，背地里尊敬地称呼她为龙夫人。

我知道伊蕾娜也很喜欢玛丽。因为她每次提到玛丽阿姨，总是亲昵地叫她梅米。

而我的母亲从未见过伊蕾娜。严格来说，伊蕾娜是玛丽和尤莉斯共同的朋友。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逢天气好的周末，母亲总会制作美味的甜点，泡好一壶红茶，招待她的两位密友。

听母亲说，玛丽阿姨和伊蕾娜是在日本认识的。

1946年，伊蕾娜在日本遭遇枪击，美国大兵将她送往医院，侥幸捡回一条命。

伤愈后，伊蕾娜返回了祖国波兰。她启程回国那天，是玛丽阿姨到港口送她。

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翻译，玛丽阿姨在日本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她是在1949年1月从日本返回美国的。

此后，玛丽阿姨一直在大学里搞物理研究，她在β衰变领域有着相当耀眼的成绩。五十年代她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某项著名的物理理论在她的手中得到了实验证明——如果不是当时科学界对女性存在偏见，我肯定她会获得那年的诺贝尔奖。

在我的印象中，玛丽阿姨沉迷于物理实验。除了参加母亲的下午茶聚会，她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费在实验室里。

她一直未婚，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尽管我母亲说，玛丽身边不乏追求者。

少女时代，我一直以为玛丽阿姨是专注于事业，无心于恋情。直到1964年的日本之行，我得以窥见玛丽阿姨不为人知的一面。

玛丽阿姨是因为参加一个国际物理研讨会重返东京的。会议结束后，她问我是否有时间陪她到处走走。玛丽阿姨精通日语，我乐得答应。

我记得那一年的秋季，日本新干线开通。我们乘坐高速列车从东京前往名古屋，又去了大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游览了京都、奈良等地，最后在玛丽阿姨的提议下，我们将旅程的终点定在了广岛。

参观完严岛神社，我们在午后时间步入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深秋，残存的圆顶建筑四周，满是燃烧的红叶。明亮的蓝天下，元安川静静地流淌。

玛丽阿姨仰头望着天空下的原爆圆顶屋，那双总是散发着理性光辉的黑眼珠里，涌动着我从未见过的情感，犹如潮汐下的海水，温柔地涌上脚踝。

“战争造成了人类群体以及个人的悲剧。”

很多年之后，当我也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我戴着老花眼镜重温《地狱之门前的朱斯提提亚》。照片上的老人身影蓦地与记忆中玛丽阿姨站在圆顶屋下的身影重叠。

我清楚地记得，玛丽阿姨在那句话之后，又说直到人生终点，她绝不会忘记发生在那里的一切。

我感到诧异。因为玛丽阿姨脸上的悲伤，仿佛她亲身经历过原爆。但是这绝不可能。我听说玛丽阿姨是盟军胜利后，因为工作关系才前往日本的。

我注视着玛丽阿姨，她像感应到了我疑惑的视线，转头看向了我。那一刻，我竟然在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爱意与思念。她微笑起来——在我记忆中，玛丽阿姨是一位冷美人，我从未见她那样笑过。

“我在这里，重逢了我的大天使拉斐尔。”

在我童年时代，玛丽阿姨每次到家中做客，总会给我和萨沙出一道谜题。我俩谁先解开，她便会给谁一份礼物。

我以为，这又是玛丽阿姨给我出的一道谜题。因为不管我事后如何询问，她绝不告诉那位大天使的真名。

回到纽约之后，我曾问过母亲。母亲听闻也很诧异，愣了几秒钟之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神情很是伤感。我敏锐地察觉到，母亲知道答案，而我不忍心继续问下去。

吃过晚餐之后，我和母亲告别。就在我走到门口，伸手要取木架上的围巾时，母亲突然叫我等一等。她走上楼，很快拿了一张相片下来。

照片上是年轻的父亲，看样子大概二十多岁。他穿着研究服，和几位同样穿着研究服的男人站在一起。

母亲告诉我，这是父亲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和实验室同事的合影。它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指着父亲右侧的男人。那人比父亲矮半头，有着一张文雅的东方面孔，眼神温柔，有着迷人的学者气质。

“他叫杰克，是你父亲的挚友，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中国医生。”母亲只说了这一句话。

尽管母亲没有明说，我一下子就领悟到，他一定就是玛丽阿姨口中的大天使。因为玛丽阿姨也是中国人。

杰克......

为什么以前从未听母亲和她的朋友提到此人呢？他和玛丽阿姨究竟发生过什么故事？为何他没有和玛丽阿姨在一起？他是死是活？如果已经去世，是因何而死？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又在哪里，做着什么呢？

问号一个跟着一个，激发了我全部的好奇心。

既然他是一位天才的医生，又曾在著名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工作过，正在医学院就读的萨沙说不定知道这个人。

为此，我打电话给萨沙，让他帮忙查查这人的资料。不出一个星期，萨沙就约我见面。

“杰克·陆，芝加哥大学的医学博士，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史上最年轻的正式研究员，天才的病毒与免疫专家......”

为了调查，萨沙找出了陆博士所有公开发表的论文看了一遍。他一坐下来，立刻说出了一长串身份标签。我注意到，萨沙提到陆博士的神情像极了那些追星的高中生。

我打断了萨沙，我不关心陆博士的学术成就，我只关心他的私人生活。

萨沙白了我一眼。他告诉我，陆博士在1939年春季因一起丑闻遭到研究所解聘。

“陆博士在医学院时期，卷入了一起杀人案，据说他是最大嫌疑人。当然，我绝不会相信陆博士是杀人犯。”他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道：

“离开研究所之后，陆博士在唐人街开诊所行医，是华人口中有口皆碑的名医。我能够查到的陆博士资料，只到1941年。说来真是蹊跷，资料上显示陆博士的医馆因为不明来源的鼠疫菌遭到当局关闭。那一年唐人街的确发生了好几起鼠疫病例......最让我介意的，是1941年的旧报纸上有一篇报道，指出皇后区某起投毒杀人案，其嫌疑人就是唐人街的中国医生。虽然报道中没有明说，但看描述，很明显指向了陆博士。”

“我认为陆博士是被冤枉的。他绝不会杀人的！”萨沙最后信誓旦旦地说道。

“为什么？你又没真正接触过他？”

“我在查唐人街鼠疫病例时，翻到了一段长老院医院休斯医生的纪录。他提到陆博士是治愈患者的最大功臣，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同行。”

萨沙提供的信息，为我追寻过去的真相打开了一扇窗。后来我专门去了几趟唐人街，找到了陆博士过去的病人。

他们无不赞扬陆博士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我顺藤摸瓜，又找到了陆博士养父养母的家。

令人意外的是，我竟然在那里偶遇玛丽阿姨。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杰克·陆是玛丽阿姨的未婚夫！

1946年9月，他从日本回到中国，从此杳无音信。

我陆陆续续从旁人的口中了解到更多情况。1948年年底东京审判结束后，玛丽阿姨已经准备了船票回中国。然而那时的国内和世界局势阻碍了她的归程，最终她迫于无奈又回到了美国。

时代的洪流下，个人的命运显得何其渺小。父亲的人生经历，让我比同龄人更早地意识到，一个人难以与一个时代去抗衡。

五十八年前，父亲作为苏联检察团的医学顾问，忙着在日本提审战犯之际，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标志着冷战正式拉开序幕。从此，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人为划分的巨大鸿沟，横亘在人类世界的两大阵营间。

数十年间，玛丽阿姨身在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而她的未婚夫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两个人长久地失去了联系。大时代的悲剧生生拆散了一对有情人，我为玛丽阿姨感到深深的难过。

1979年美中建交后，玛丽阿姨曾想办法联系中国的朋友，请其帮忙寻找陆博士的下落，最终一无所获。事情的转机发生在那之后的第三年初秋，一名公务访美的中国医生拜访了玛丽阿姨，并为玛丽阿姨带去了一册回忆录的原稿——撰写该回忆录的人，正是那名医生的老师，陆鉴山博士。

翌年春季，由玛丽阿姨翻译成英文的《陆鉴山博士回忆录》在纽约出版。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父辈们的经历都是一知半解。我忙于工作，光是自己的事情已是应接不暇，没有再多精力去了解过去。我甚至从没有想过找一找陆博士那本回忆录来看一看。

当我真正坐下来，翻开《陆鉴山博士回忆录》，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莫斯科扫墓归来。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合上书本的最后一页时，内心翻涌的剧烈情感。不是因为那个跨越了二十年的追击有多么惊心动魄，也不是因为书中出现了我的父亲、母亲、尤莉斯的前夫、伊蕾娜、玛丽等人，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过那样残忍的恶魔，以及几乎被掩盖的罪恶——无数受害者的血肉化作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731。